无论转基因的支持声和反对声哪个大,都已无法左右转基因日渐普遍的应用。中国转基因的进程按着进口转基因大豆、种植转基因木瓜和棉花在不断向前。

“转基因技术在争议过程中飞速发展,现在新产品在不断推出。”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在前段时间举办的全国媒体记者转基因报道研修班上说道。

毫无争议的是,转基因育种技术能做到精确定向效率更高,针对性更强,它的优势,可以跨物种进行技术转移。比如美国科学家把鱼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基因转移到大豆里面,加拿大科学家把它转移到油菜里面,在吃菜籽油和大豆油的时候就吃了深海鱼油,而深海鱼油可以对人体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这是传统育种技术无法比拟的。

　 现在,转基因要面对的首要难关是,如何让公众接受。

　 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产品打出了“非转基因更健康更安全”的广告语,寇建平认为,转基因和非转基因有实质等同性,有同样的安全性,不能通过广告暗示哪一个更安全。

非转基因标识无关安全性

　 在国内,挺转人士认为转基因技术一直都处于“隐忍状态”。而挺转和反转的存在,也给市场带来了商机。许多食品上标识并在广告中称是“非转基因产品”,或标有“转基因更安全更健康”字眼。不过寇建平认为,标识和安全性没有关系。

“标识是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和知情权,与安全性没有关系。”他说。

　 国内显见的是,在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两个派别中,非转派略胜一筹。他们强调的“安全”更贴合一部分公众对食品的追求。国内连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得公众对食品安全失去信任,尽管“坏事”并非全因转基因而起,但转基因食品更易承载这种后果。

　 一些商家在食品上显著地打上了“非转基因”的标识。但是,转基因与否与食品安全到底有多大的关联？最为关键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否因为非转基因而解决？

“转基因的标识只是提供给大家选择权和知情权,安全性是安全评价、发放证书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标识)和安全性没有关系。”寇建平表示。

　 寇建平说,前不久,农业部和工商总局清理了一些不规范的广告,特别是涉及转基因的。“转基因和非转基因有实质等同性,有同样的安全,不能暗示‘这个更健康更安全更放心’,这是不允许的。对于全世界都没有商业种植的水稻和花生,广告说是‘非转基因花生’,这是严重不真实,应该让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在公平的情况下竞争。”

　 转基因作物在被许可之前,必须先守住安全这道关。“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应该是专业权威机构说了算,不能自己说了算。在我国对转基因技术安全管理的有多个部门,大家共同说了算。”寇建平说。

　 据他介绍,目前对于转基因的安全,中国有12个成员单位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同时成立了64个委员组成的安全评价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搞农业研究的人员及环境、质检、卫生食品等18个领域的人组成,另外还成立了标准委员会,有44个双认证资质监测机构,此外还有同行和专家群体,经过所有机构和人员的认可才可称得上安全。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有定论的,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没有获得安全证书的就不一定,通过了安全评价再说。不能笼统谈转基因食品安全还是不安全。”寇建平说。

　　在转基因食品进入餐桌之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安全评价。在农业部主导编的《理性看待转基因》中做了明确的回答,转基因安全与否是有定论的。

“转基因安全评价是个案分析原则,一个产品一个产品评,通过了就是安全的,没有通过的就不一定是安全的,不能笼统谈转基因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可以自豪地说,迄今为止,转基因食品还没有发生过一起被证实的食用安全问题,有些做得不规范的实验,个别人的有意造谣,最后被权威机构一一否定以后,没有证实发生过一起食用安全问题,研究已经近40年,商业化以来大家连吃带种大概18年。”寇建平表示。

　　任何食品的安全都有着一定的安全剂量,安全是相对的,即使是非转基因食品,也不全都是安全的。

　　目前,国际上关于转基因有权威结论,最权威的机构是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它们对转基因食品的结论是：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到我们身边的产品都是安全的,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的非转基因食品具有同样的安全性。

“我国转基因食用安全的评价和国际接轨,有一些公众质疑转基因的安全性,在安全评价的时候都考虑了。”寇建平表示。

　　据了解,目前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中国按照五个步骤,实验研究、中间实验、环境实验、生产性实验、食品安全证书,分五步进行安全评价。

　　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说,目前很多国家对转基因产品采用“自愿标识”或对标识没有要求,全球有69个国家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中国采取定性按目录强制标识方法管理转基因标识,是对转基因产品标识最多的国家。

　标识争论

　　在转基因争论不下的时候,公众希望更多标识内容出现。除了转基因之外,食品的各种成分也希望能够被印刷在标签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在前述研修会议上表示,“标注的问题,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政策,美国BT标识是自愿的,你愿意就标,不愿意就不标；欧盟和日本是强制性的,有一个阈值,比如说欧盟是成分达到0.9%,就要标识。”

　　据了解,作为全球转基因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所占比例也是全球最大的,目前也未对标识有特别的规定。

　　在转基因使用第二大的国家巴西,目前有91.8%的大豆、81.6%的玉米、65%的棉花都是转基因的。巴西农业科学院博士Alexandre Lima Nepomuceno介绍称：“在新型法规的规定下,只要食品当中有超过1%的转基因材料就必须要进行标识,在巴西是黄色的三角形,中间有大写的‘T’,我们用这样的标识系统已经使用超过五年时间,虽然我们在外包装上进行了标识,但是我们发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没有出现很大的差异。”

　　在中国,消费者要求充分的知情权。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韬说：“知情权和选择权要充分尊重,这是毫无疑问的,转基因的所谓标识是有成本的,美国一个最保守的消费者委员会,有一个统计数字,转基因标识,不同的州成本相差很大,从0.23美元/人.年到15.23美元/人.年。一旦有了权利就要维护,维护这个权利成本其实更高。比如说有的人到超市买东西,我认为你可能有转基因,你没有标识,你得证明给我看,商家无力承担检测事情,如果这样的事情很多,就会造成困难。大家要客观看待知情权、选择权的问题。”

　　事实上,在寇建平看来,中国在转基因标识上还有过度标示情况。“中国超市里的大豆油、菜籽油标得非常多,这些在国际上都没有标识,油里面是脂肪酸,其他国家都没有标,但我国是有标识的。”寇建平表示。

　　在中国种植面积最广的转基因植物是木瓜,几乎全面囊括中国国产木瓜市场,但却基本没有标识转基因。对此,寇建平解释说,木瓜没有标识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的木瓜基本是转基因的,没有标识必要,由于番木瓜的生产超过50%都是农民一家一户到自由市场去卖,没有预包装就没有标签,大范围的小农经济难以监管。

“应该说明的一句话是国际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所有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管得最严的欧盟,超过0.9%以上才标,日本阈值定得更高,达到5%,韩国是2%,澳大利亚是1%,日本还有一个目录,有些人说日本不吃转基因,那还做标识目录干什么呢？”寇建平笑说。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理学博士朱祯建议定量标识。他认为,如果是定性标识,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提高,检出范围就会越来越大。目前国际上大部分都是定量标识,这也应该成为我国的方向。

　转还是不转中国有些动摇

　　转基因在国际上已经开始传播,传播的速度远比公众了解的快得多。

　　据许智宏介绍,全球转基因作物面积总数已经超过了中国农田的总面积,全球批准的转基因作物有27种,其中最主要四种是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大量转基因作物产品,譬如转基因木瓜、甜玉米被直接食用,大部分转基因玉米用做饲料,转基因大豆用于食用油,还有大量转基因产品用于添加剂,比如淀粉等。美国超市中有70%的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全球食用过转基因食品的人群超过几十亿。有几亿人大量食用已经超过十年。

　　截止到2013年,全球大概有27个国家,1800万农民种植大概1.75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十几年翻了一百多倍。美国是世界上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作物最早的国家,2013年已经种植了7010万公顷的转基因作物。巴西是种植转基因作物最多的国家,种植面积超过4000万公顷,世界第二。2013年中国种植了420万公顷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现在居世界第六,再就是几千公顷抗病毒的木瓜,中国原来是世界第二,现在已经被其他国家赶超了。

“中国在发展转基因方面有点动摇,美国、巴西、阿根廷发展非常快,非洲在追赶。但是从研发体系上来讲,除了美国就是中国,投入这么大,并且形成了完整的研发体系,这方面还是可以自豪的。”寇建平表示。

　　据他介绍,全球转基因大豆占到79%,棉花占到70%,玉米占到30%,主要出口国家比例比这还要高,能够卖粮食的主要是加拿大、美国、巴西、乌拉圭,几个独联体国家,加上乌克兰少量出口是粮食,其他的都基本上卖不了粮食。中国是大豆进口国,一年进口6000多万吨,第二大是欧盟地区,第三大是日本。

　　寇建平认为,关于我国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的战略,习总书记在今年农村工作会议上讲得非常清楚,大胆研究,自主创新,慎重推广,确保安全。目前中国设立了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是我国16个战略专项里面农口唯一一个专项,安排了转基因作物的研究,主要是水稻和棉花,后来在其他的计划里面都有转基因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