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谷子糜子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刁现民表示,我国人多地少,且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粮食需求仍在增长,未来提升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的任务仍然很重。此次启动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在耕地、科技、农村经济等多方面发力,对未来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口粮完全自给 但压力一直存在
2022年,我国全年粮食产量达到13730.6亿斤,连续8年超过1.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0公斤以上,小麦、稻谷两大口粮完全自给。但同时,我国粮食需求仍在不断增长。
来自中国农科院的数据显示,过去多年,我国粮食需求一直在增长,且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在增长趋势中。有预测显示,到2035年,我国年粮食需求或将达到8.5亿吨到9亿吨。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但由于我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面积不高,尽管口粮完全自给,但粮食生产的压力一直存在。目前,我国依然是粮食进口大国,2021年进口的粮食超过1.6亿吨,未来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对粮食的需求也会相应提升,粮食安全仍然应该警钟长鸣。
粮食消费需求为何不断提升？刁现民解释,并不是人直接吃的才是粮食。比如玉米是全球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目前我国每年种植玉米的面积超过6亿亩。但这些玉米直接用来食用的并不多,大部分用作畜牧业原料和工业原料,比如制成饲料,转化成了肉蛋奶等食物。同样,大豆也是饲料原料的主要来源。
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主席任亚平看来,中国这样的大国,无农不稳,中国的粮食问题绝不能受制于人。“事实充分证明,世界上真正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攸关人民福祉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任亚平指出,虽然我国人均占有粮食超过国际警戒线近90公斤,但是用占全球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1/4的粮食,养活了全球17.5%的人口,仍属于一种“紧平衡”。因此,迫切需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尤其是稳步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能,让中国人始终端牢“中国碗”,让“中国碗”里始终装满“中国粮”。
关注主粮之外的食物来源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多个提升粮食产能的途径,如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坚守18亿亩红线,建设高标准农田,健全种粮农民受益保障机制、增产和减损两端发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等。
刁现民指出,我国曾经实施多项粮食产能提升工程,而此次的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具有综合性的特征,是在粮食生产的各个方面共同发力。
比如,相比主产区、主粮作物,我国还有大量的其他类型土地,以及丰富的作物品种。刁现民介绍,我国有将近15亿亩盐碱地,其中至少有1.5亿亩具有开发利用潜力。此外还有山旱地、丘陵地等多种类型的土地,这些土地上的产量,都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挖掘。从作物层面看,有丰富的传统作物,比如高粱、谷子等。
“这些作物,在过去都曾是主粮,后来逐渐变成杂粮。而且由于关注程度较低,在品种、栽培技术、管理技术等方面,开发程度也存在不足,增产潜力巨大。”刁现民认为,这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一次重申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本身也提醒我们,要关注主粮之外的食物来源。
2022年12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将2023年定为“国际小米年”。“粮农组织这一举措,也是借此让各国更加关注那些以往被忽视的中小作物,它们对于保障粮食安全,乃至缓解全球粮食危机都有重要的意义。”刁现民说。
掌握农业科技的制高点和主动权
建设农业强国,离不开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如何不断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突破点又是什么？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长期关注农业科技进步发展,她认为,要加强在基础研究和前沿领域的前瞻性布局,扭转我国农业科技长期以来对基础性、交叉性研究重视不足的问题,力争在基础理论、机理机制和工具方法研究上早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掌握农业科技的制高点和主动权。
她建议,围绕关键核心技术集中资源,加强联合攻关。重点加快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农业人工智能、高端传感器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在核心种源、核心工具、核心元器件、绿色投入品等方面获得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
“从会议精神中可以看到,会议全面强调了科技、土地、经营模式、观念等方面的创新工作。”刁现民建议,还要加快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既要让企业成为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实施主体,也要让企业成为创新活动的需求主体,让企业需求成为驱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运转的动力。
“如今,颠覆性农业技术成为世界农业科技竞争的焦点和国家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标志性领域,同时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力量。”周秉建强调,要建立颠覆性农业技术识别、遴选与动态调整机制。
她解释说,识别颠覆性技术领域是集中资源加快创新突破的前提。建立颠覆性农业技术识别机制应包括：对国内外农业科技基础理论发展与科技创新前沿的跟踪机制,定期由科技专家提名和战略科学家评议的甄别、筛选机制,动态调整的具有指导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作用的颠覆性农业技术目标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