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相对贫困和欠发达地区,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广大农民,仍主要以散在的小农户形式从事着农业生产和经营,势单力薄,缺少话语权,致使其在市场博弈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分享到数字化转型的增值红利,也缺乏投资发展数字农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小农户在参与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方面,还面临着网络接入和信息获取成本偏高,供应链管理能力弱,技术水平有限,抗风险能力低,以及资金不充足,短期内难以自主实现生产设施升级等实际困难。在此情况下,如何引导小农户接受和应用数字技术,采取何种方式支持小农户实现基于数字化的规模经营,各国政府需要怎样调整现有农业公共政策以赋能农业与农民发展等问题,业已引起来自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学术界等多个层面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8月16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其官网刊登了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主任阿洛西斯.尤彻.奥杜(Aloysius Uche Ordu)、高级研究员拉里.库利(Larry Cooley)和世界银行高级技术顾问莱斯利.吴(Lesly Goh)撰写的文章《数字技术和非洲小农农业对公共政策的影响》(Digital Technology and African Smallholder Agri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三位作者认为,此次新冠大流行提升了非洲粮食安全的紧迫性,也加剧了非洲农业部门和广大小农户面临的经济困境。然而,整个非洲寻求通过引入电子商务、数字支付、非接触式金融服务等新兴数字技术来推动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变革的意愿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实现农业价值链数字化转型将有助于提高非洲各国的农业生产力与生产效率,加快商业和交易模式升级,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助力新冠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

数字化赋能非洲农业与农民发展的现实路径

三位作者指出,数字化和数字技术是当前赋能非洲农业发展,使广大小农户受惠的重要变革性力量。具体的赋能路径包括：一、通过提供创新的技术工具来变革农业部门。由于能够连接互联网、分析和使用农业大数据,农业价值链上的众多人群,特别是广大小农户,可以及时获取大量数据和市场信息,从而降低对中间商的依赖,并有效驾驭新的商业模式,形成网络效应,实现规模化发展；二、应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会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电子商务平台,把农民与市场、服务提供商、聚合商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缩短价值链并提高小农户的盈利能力；三、发展共享经济令小农户能更方便地获得和使用大型农业机械,以节约成本、提升劳动效率,并提高农作物产量；四、由于数字技术对年轻人特别具有吸引力,非洲各国还能通过开展精准耕作、设备租赁、农业服务提供和电子商务等切入点将其融入农业,从而解决长期困扰该地区的青年就业问题。

以农业公共政策转型进一步赋能农业与农民发展

三位作者提出,虽然数字化可以提高农场内外的生产效率、增强农产品可追溯性、减少假冒产品造成的伤害、改善农民对产出和投入的掌控,以及获得更多更快的金融服务,但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非洲各国农业公共政策的系统性转型和创新。例如,通过数字化来提升农业生产经营各个流程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建立一站式数字支持体系,让广大小农户能便捷获取诸如农业市场准入、成本控制、贷款融资、农业科技指导等公共服务,激发小农户投身数字农业的积极性。

鉴于生产力提升的动态机制可分为技术创新,商品和服务的规模化交付,以及可将创新推向更广泛实际应用,又能有效促成商品和服务大规模交付的转化中介这三个模块,且三者互为支撑,相互磨合,缺一不可,三位作者认为,当前掣肘非洲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亟待突破的领域,正在于转化中介功能的革新。非洲农业产业体系中的转换中介模块必须具有完备的资金筹措、投资引进、市场推广、发动召集、动态管理、体系强化等功能,且持续有效运转。这也意味着非洲各国政府惯常使用的财政补贴、特许经营授权等农业激励政策可能已不再适用,而需要转换为全方位激励技术与经营创新,加强监管以防范资本过度垄断数字资源等更具实效性和前瞻性的举措。合适的农业公共政策应当立足于打通农业价值链,以实现和提升农产品价值为目标,有利于聚合广大散在小农户的农业产出并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能有效协调运输、销售等多个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方,以构建适应数字经济需要的转化中介系统,既可支持广大小农户在农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受益,又能保持产业战略和公共政策的灵活性。

与此同时,三位作者还强调,数字技术虽然能够助力农业产业升级,但也可能加深数字鸿沟。地区数字基建的差距、数字服务供给的不均衡、数字化工具的可得性、数字技能差别等都有可能导致一部分农村人口无法分享数字红利。仅仅依靠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作为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还需要谋划与学界、私营部门达成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基于共同目标和利益密切配合,聚合多方资源形成合力,采用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工具,以进一步赋能非洲农业与农民发展。